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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俗的力量

这几天在通勤的路上，看看《哈维尔文集》和《后极权研究文选》。文章艰深，只能略读，地铁中也不是深思的地方，所以也许理解有误。

哈维尔文集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说一个水果店老板在橱窗里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一个标语。这个标语并不代表店老板多么革命，盼望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表明他是顺从的，服从于后极权社会的统治。哈维尔认为，正是这种顺从给了后极权社会以力量，去压迫其中的每一个人，从贩夫走卒甚至到统治者本身。但店老板不会直接贴出一个标语，说“我是个懦夫”，虽然这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一个标语所真正表达的意思。这样会严重的损伤店老板的自尊。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本身具有控制的力量。其实不仅仅是在后极权社会有这样具有控制能力的符号，其他的地方随处可见。比如西装，living in truth的话，我压根不喜欢这种穿起来难受的衣服，但在有些场合是必须要穿的，否则就是打破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除非你是当时场合的规则制定者或者权力中心，否则打破规则是很危险的，会受到惩罚。

既然都是控制符号，那么后极权时代的控制符号与普通社会习俗的控制符号是否有差异呢？我认为是符号的作用领域范围不同。西装只限制在正式场合穿着，在其他显得很随意的场合，穿着西装则是不适宜的，触及了另一个规则，游泳池边穿西装只会被人嘲笑。而后极权时代的控制符号则不同，它是作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甚至是个人独处的场所也有它的压力。只有这样的符号，才具有对全社会的控制力。

控制符号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非常可怕。因为它使人们开始“自查自纠”，每一个人被动员起来去检查、相互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被控制。这是分布式的系统，这种系统投入的控制资源很少，却反应速度快，成效高，简直类似一个市场经济系统。相反，如果是一个集中的控制系统，要控制到每一个人，则要极高的成本，而且技术上也有困难。

对待后极权社会的压迫，哈维尔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生活在真实之中，“living in truth”，说真话，做实事。和古人讲正心诚意，知行合一大概类似。但这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人，可能却是困难的。不知道哈维尔那时候那地有没有城管。

如果难以"living in truth"，比如政治老师，他的工作就是如此，比如政治考试，那么怎么办。实际上人们已经找到了答案。就是限制控制符号的作用范围。上课、做报告、考试、书面文书，是一套，而在实际生活中，则屏蔽这些符号的压力。如何？居然就是三俗和恶搞。

通过三俗，人们直接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符号与“我是个懦夫”这样的符号链接起来，与权力中心越远，这种链接的强度越高。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符号的控制作用越弱。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它就是被人嘲笑的原因。这很容易理解，而且大家也有亲身感觉，一方面可能是手写“三个代表”的学习笔记，一方面带三个表，嘲弄之。在政府机关，往来文件上必须要有“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之类的符号；在相对离开权力中心的场所，比如企业，就不必有，甚至在非文字的场合，会口头拿来调侃一下；再远离一些，日常生活中、或者网络之上，则是有文字记录的恶搞，而且广泛流传。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原本具有控制力的符号，力量丧失了，成了被嘲弄的标记。跟泳池边的西装一个下场。

这种弱化控制符号的方法，其实古已有之，但是到了网络发达的时代，则可以迅速放大。一个搞笑的段子，可以在网络上迅速传播，1984bbs，twitter，微博甚至校内网、开心网上的转贴上，几乎是同步的。每一个新出现的控制符号，其控制力立刻就被屏蔽在了日常生活之外。这就是三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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